国外学者对丧葬仪式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社会角度来观察丧葬仪式的存在，将仪式看作为维系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和维护社会长久存在的力量，其代表主要有涂尔干和马林诺夫斯基;另一些学者反观仪式本身，对仪式过程展开研究，探究仪式中独特的逻辑，其代表有范热内普和特纳。               

    涂尔干认为文化现象是人群集体表征而成的，超越了个人而不单是个人性质的表现。涂尔干主张用客观观点及主观观点两大研究途径探究人类的仪式行为，客观观点可分为因果分析及功能分析两种，主观观点为主观分析法。因果分析是指探讨仪式时，必须将其放在整体社会脉络中来作讨论，才可以发现某一项仪式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功能分析指发现一种仪式行为的客观用途或角色。涂尔干将人类仪式行为从个人心理层次提升到社会层次，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提出，社会成员情绪性建构的集体表征便是仪式，并因此形成了社会事实。涂尔干认为，人类主要受集体环境的影响，个人于社会中所得的集体表征使之超越其本性，人格的自然与社会层面之间具有基本的裂痕。涂尔干根据对原始部落的丧葬仪式做分析时，发现丧葬仪式并没有涉及灵魂或者精灵的观念，而是生者的一种“赎罪模式”，丧礼中生者的哀悼之情并不是个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其实是群体赋予个人的责任。

    马林诺夫斯基是英国功能人类学派的重要代表，他的文化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功能理论。他认为一切文化现象，如巫术、仪式等，明显地具有功利性，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两个因素影响着人类的行为，一为利欲，阐释为对社会荣誉与声望的欲望。利欲需要一怀疑的行为观点，因它意指个人从固守习俗中获得利益，而且他的服从乃是有意识算计过程的产物。二为倾向，即指文化是人性表现的概念。人类的仪式行为并不在学习过程中生根，而是建立在人类心灵与生俱来或自然的倾向。马林诺夫斯基在对人类死亡仪式的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功能主义色彩是明显的，他认为死亡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导致宗教产生的契机。马林诺夫斯基在对仪式及信仰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分析方面也做出了主要贡献，他认为丧葬仪式具有情感抚慰并整合社会的功能，他在《文化论》中谈到:“死者去世以后，死者的亲属会陷入混乱矛盾的情绪中，这种情绪对个人或社会来说，都是危险的，丧葬仪式的举行，便是对这种情绪的调适。”个人将他所有一切社会关系建立在家族关系的模式之上，“死这专私的行为，乃变成一项公共的事故，一项部落的事故。”丧葬仪式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死亡成了社会的公共事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仪式对于社会具有整合的功能，但他缺少了对仪式功能内在结构的分析。

    在仪式进程的研究方面，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德·范热内普对仪式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他强调所有仪式均有一个明显的“结构型式”。他在《过渡礼仪》一书中对人类复杂的仪式行为，以仪式所表达出的目的加以分类，所有的过渡礼仪都有着三个阶段:分隔礼仪，即个人或群体与原先角色脱离隔绝的阶段;边缘礼仪，即脱离原先角色到进入新角色的中间阶段，参与仪式的人在这时需遵守一些禁忌与限制，暂时地隔离于社会之外;聚合礼仪，即与新的状态结合为一体的阶段，解除了之前的限制。范热内普将丧礼作为人生礼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阐述，并用过渡仪式理论来解释丧葬过程，丧礼中分离仪式是强调的重点，认为丧礼中的分离仪式旨在隔绝死者与原来社会的关系。生命礼仪中身份地位与其他方面的变更，不仅只有举行仪式的当事人而己，几乎所有参与仪式的人员都会有社会地位及角色的改变。举行一系列过渡礼仪，有助于弱化生活中某些突发事件对个人与社会造成的影响。

    另外一名在仪式研究方面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是维克多·特纳，他在仪式结构的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纳对于仪式的分析研究更加深入，关于仪式的结构，他在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将仪式的过程分为分离、阈限、交融三个阶段。阈限阶段是整个仪式过程的第二阶段，特纳对此着墨最多，他从阈限中挖掘出了更富有解释性的含义。特纳认为阈限阶段是处于两个相对稳定状态间的“反结构”状态，阈限虽然具有“反”的意涵，但是其真正的功能与预期的效果反而是强化仪式结构。关于丧葬，特纳认为丧葬仪式是一种生命转折仪式，与丧礼有关的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发生改变，新的社会关系模式需要被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也随着丧礼的进行慢慢由旧变新。

    西方人类学家在对丧葬文化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理论，为丧葬的研究指明的方向，为我们研究中国的死亡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有选择的借鉴，并在其基础上，加以创新。对于死亡文化的研究，我们还要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