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唐代的丧葬习俗，人们首先想到的即是厚葬之风的盛行。虽然唐政府高层有过遗令薄葬的先例，唐王朝也多次下令禁止厚葬，但收效甚微，厚葬风气愈演愈烈，甚至李唐宗室也未能免俗。据《杜阳杂编》记载，唐鼓宗之女同昌公主的葬礼极尽奢华之能事:“其衣服玩具，悉与生人无异。一物己上，皆至一百二十异，刻木为楼、阁、宫、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以绛罗多绣络金银瑟瑟为帐幕者，亦各千队。结为幢节伞盖，弥街豁日。族旗坷佩，兵士卤薄，率多加等。以赐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升霄降灵之香，击归天紫金之磐。繁华辉焕，殆二十余里。”厚葬风气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唐代国力强盛、“海内殷赡”、部分官员与富豪“借助官势及资财，使葬礼亦愈来愈成为一种炫耀和展示，甚至本来埋于地下的明器等随葬品，也要抬异招摇过市，并因路祭而显示排场”以外，秦汉以来即开始出现的“厚葬以明孝”传统，也是重要原因。有一位既无兄弟又无子嗣的县尉卢文举，死后实行野葬。后来关系较为疏远的侄子卢弘宣发达以后，曾为其补办丧礼，崔耽在《唐故汝州龙兴县尉卢君(文举)墓铭》中云:“尚书卢公曰:官既高、禄既多者，虽落籍疏宗，仁亦及之，况吾绍之叔乎?遂命使资金直数万，越关山三千里，至则纫衣袅，作蝙柑，辟泉扁，橙墓树。”                      

    正因为厚葬成为一种时尚，薄葬反而变成小众行为，因此部分希望实行薄葬者在临终之际需要向其后人作特别叮嘱。如《大唐刘处士夫人安定梁氏墓铭》云:“逮婴绵擦，自知口口口之日，命诸子弟而诫之曰:吾疾甚矣，必将终乎?夫生灭人之常口口口年过知命，不为夭枉，汝勿深恨。吾段之后，务从俭薄，以素棺时口口口古来厚葬，无益死生，汝宜慎之。夫人言讫而段。《唐故遂州刺史侍御史钱府君夫人万侯氏墓志铭》中也记载:传主认为厚葬无异于“暴骸于中原”，因而希望死后能够“硷以时服，棺以凡材”。作为一种与主流社会风气相背的丧葬观念，薄葬还是得到了部分士人，特别是遗令薄葬者家属的认可。出于孝道方面的考虑，上述传主的子孙皆谨遵先人之遗诫，在坟墓中仅埋设纸、笔以及古人文集等，而不敢随意进行厚葬。另外一些主张薄葬者当与他们超脱的生死观念有关。《唐故东海徐氏(玉堂)墓志铭》:“自遴疾之初，及弥留之际，尝辍呻吟而念道。每谓其嗣曰:吾生四十八年，亦不为过天矣。段侍泉下，我之夙志矣。人谁无往，此往岂复恨耶?言竟奄然。”《大唐太子典设郎郑公故夫人崔氏墓志铭》也记载崔氏在临终前对她的丈夫说:死生乃天地之常理，因此不必对她的死亡过于悲伤，也不必进行厚葬。更有甚者，《大周故文林郎杨府君(训)墓志铭》还记载:杨训认为厚葬者所用的华丽服饰、厚重棺椁阻碍了其“速朽”的进程，而主张敛以时服、裹以素棺。